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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并关停、资源重组,妇产医院转型出路何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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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心内容总结

当前全国产科行业正面临普遍性生存危机:分娩量持续下滑、医保收费标准低、人力成本刚性高企,导致公立综合医院产科“食之无味弃之可惜”,民营妇产医院频繁关停破产,县域妇幼保健院被迫转型或整合。尽管各地医院通过合并资源、拓展产后康复等业务自救,但医保支付机制不合理、公立医院考核导向偏差等深层问题仍待解决,县域产科的生存与服务保障更是重中之重。

一、产科为啥成了“赔钱买卖”?三大矛盾压垮医院

产科日子难过,本质是“收入少、成本高、需求降”三者叠加:

  • 分娩量不够“养活”团队:知名专家段涛算过账,一个产科团队要维持运转,一年至少得有1000-2000例分娩量——既能覆盖收入,也能让医生接触足够多病例成长。但现在很多医院连这个“底线”都达不到,比如有些县医院每月不到10例住院产妇,病床空着没人用。
  • 医保收费低到“贴钱”:顺产医保打包付费仅两三千元,剖宫产四五千元,这钱里还得涵盖房租、设备折旧、药耗(零差价)等成本。越是复杂病例(比如高龄产妇),医院亏得越多——曾有妇幼中心负责人说,保胎药一年能让医院亏几十万。
  • 人力成本“降无可降”:产科是24小时“待命岗”,一台手术至少要2名产科医生、助产士三班倒,还要配新生儿科、麻醉科医生,一个团队最少二三十人,每班在岗十余人。这些人力成本是刚性的,根本砍不动。

二、不同医院的“自救之路”:合并、转型还是关停?

公立、民营、县域妇幼保健院的困境各有不同,自救方式也五花八门:

  • 公立综合医院:抱团取暖:多地开始整合产科资源,比如上海同仁医院和长宁区妇幼保健院合并,北京朝阳妇幼南院停诊(优化区域资源),浙江全省推动妇幼机构集团化运营。毕竟“分散不如集中”,合并后能集中病例、降低成本。
  • 民营医院:要么倒闭要么“跨界”:近半年广东、安徽等地民营妇产医院频繁关停(比如合肥丹凤朝阳破产,账户只剩2300元)。想转型的要么往“赚钱业务”靠(比如医美、更年期门诊),要么试辅助生殖(但牌照少、投入大),但专家提醒:转综合医院缺设备技术,转生殖中心可能错过红利期,最靠谱的是做产后康复(比如骨盆修复、产后抑郁调理)。
  • 县域妇幼保健院:“转公卫”或“被整合”:县域承担了全国50%-60%的分娩量,但问题最突出。有些县(比如魏铭所在县)把妇幼保健院的产科业务全砍了,只做孕产妇体检等公共卫生工作;有些县(比如湖南临湘)则把综合医院的产科搬到妇幼保健院,让妇幼“挑大梁”。但无论怎么转,大家都共识:县域必须保留公立助产机构,不然高龄产妇风险没人兜。

三、县域产科:“半壁江山”的烦恼,为啥更难?

县域是分娩量的“主力战场”,但困境也更特殊:

  • 产妇“往上跑”,基层没人接生:过去乡镇卫生院都能接生,现在基本不接了——农村产妇更愿意去县级以上医院,加上生育补贴降低了去上级医院的成本,县域分娩量还在减少。
  • 县医院产科“养不起”:县医院产科收入低,还得承担高危产妇救治,但医保调整很少惠及县域。比如魏铭所在县,三家县医院都想关产科,最后只能合并到县人民医院,政府每月给医生补500-1000元才留住人。
  • 妇幼保健院“转公卫”成趋势:很多县妇幼是全额财政补助单位,做产科手术反而亏——养不起医生,还得贴钱买设备。所以不少地方把妇幼的医疗业务剥离,让它专门做免费体检、孕期管理等公共卫生工作。

四、深层“卡脖子”问题:医保和考核,啥时候能改?

产科的困境,根源还在政策机制:

  • 医保付费“歧视”产科:只要是产科病例,就会被标上“O编码”,导致DRG(按疾病分组付费)收费比其他科室低一档——越复杂的病例亏得越多。比如高危产妇的治疗,成本高但收费上不去。
  • 公立医院考核“不待见”产科:公立医院“国考”看的是“手术难度(CMI指数)”和“赚钱能力”,但产科手术大多是一二级(比如顺产、普通剖宫产),CMI指数低,还不赚钱。所以产科在医院里成了“鸡肋”——评等级不能缺,但又没人愿意投入。
  • 民营医院“转型无门”:想做产前诊断(比如羊水穿刺),资质只有公立大三甲有;想做辅助生殖,牌照少得可怜(有些省不到20张);想转综合医院,缺设备缺技术。专家建议:能不能让生育补贴和民营服务挂钩?或者放宽牌照限制?

五、出路在哪?专家给的“药方”,靠谱吗?

针对这些问题,业界给出了几个方向:

  • 资源整合是“刚需”:区域内合并产科资源,比如上海、北京那样,把小医院的产科并入大医院,集中病例和人才,既能降低成本,也能提高救治能力。
  • 业务“往下延伸”更实际:与其跨界做肿瘤、综合医院,不如做产科下游业务——比如产后康复(骨盆修复、妊娠纹消除)、更年期门诊(针对中老年女性),这些业务和产科客户匹配,成本也低。
  • 政策要“量身定制”:医保方面,取消产科的“O编码歧视”,提高复杂病例的付费标准;考核方面,对产科不看“赚钱多少”,而是看母婴安全(比如自然分娩率、危重症救治率);民营方面,放宽辅助生殖牌照,允许公立医院医生多点执业。

总之,产科的问题不是“要不要救”,而是“怎么救”——既要让医院能活下去,也要保证母婴安全,尤其是县域的服务不能断。这需要政策、市场和医院一起发力,才能解开这个“死结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