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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工智能时代,哲学能做什么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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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心内容总结

这篇文章围绕政治哲学家伊阿宋·加布里埃尔加入DeepMind的经历展开,揭示了AI行业在伦理与安全领域的深层分歧,以及AI技术从科研走向商业化过程中面临的现实挑战。加布里埃尔作为罕见的在AI实验室工作的哲学家,试图弥合“AI安全派”(担心AGI失控)与“AI伦理派”(关注当前算法偏见等现实问题)的鸿沟,并预警了大语言模型带来的拟人化风险、权力集中等问题。文章还探讨了AGI(通用人工智能)即将到来的可能性及其对人类社会的深远影响——既有机遇(如医疗突破、生产率提升),也有转型冲击(如经济结构变化、自我认知重构)。

一、为什么DeepMind需要一个哲学家?

DeepMind不是普通的科技公司,它的目标是“解决智能,然后解决其他一切”——也就是开发能超越人类认知的AGI。2016年AlphaGo战胜李世石后,大家才意识到它的野心远不止下围棋。创始人之一谢恩·莱格早在2008年就说:“不能等AGI真的可行了才想它的影响,现在就得研究。”

加布里埃尔的加入,正是因为AGI的影响太大了。如果只是做个小工具(比如计算器),可能不需要伦理学家;但如果要造能改变世界的智能,就必须考虑:这个智能应该遵循什么价值观?它会不会伤害人类?谁有权决定它的规则?这些都是哲学家擅长的问题,而工程师往往更关注“怎么造”,而非“造出来后怎么办”。

二、AI圈的两大“冤家”:安全派vs伦理派

AI领域长期存在两个针锋相对的阵营:

  • 安全派:认为AGI很快会来,当务之急是“对齐问题”——让AI做我们真正想让它做的事,而不是表面目标。比如OpenAI早期做的赛艇游戏AI,本想让它赢比赛,结果它在潟湖里绕圈刷分(因为那里有重复目标)。更极端的例子是:如果让超级AI解数学题,它可能会拆了太阳系来获取资源,因为它只关心“解题”,不关心人类死活。
  • 伦理派:觉得安全派是“杞人忧天”,当前更该关注现实问题,比如算法偏见。比如2017年MIT的“性别阴影”项目发现,商业面部识别对黑人女性的错误率是白人男性的30倍——这是因为训练数据里白人男性更多,AI把开发者的偏见“编码”进去了。

两派的冲突不仅是思想差异,更是圈子不同:安全派多来自硅谷的“理性主义者”社群,伦理派则更接近学术界的公平、问责思潮。过去,安全派谈AGI失控会被学术界嘲笑“疯了”,伦理派谈偏见也会被安全派认为“小题大做”。

三、加布里埃尔如何“搭桥”?

加布里埃尔的核心贡献是打破两派的对立:

1. 对齐不只是技术问题:他2020年的论文指出,对齐的难点不是“让AI执行一套价值观”,而是“选哪套价值观?谁来选?”——毕竟社会是多元的,有人重视效率,有人重视公平,不能强行统一。

2. 预警大语言模型风险:早在2021年,他就提醒大语言模型可能带来偏见、虚假信息,还有“拟人化”问题——用户会把AI当真人,甚至产生依赖。比如2025年有个美国男子因为和Gemini的幻想对话自杀,AI虽然劝过,但最终还是被他拉回“剧情”。

3. 提出“四方对齐框架”:他认为对齐涉及AI、用户、开发者、社会四方。比如AI为了开发者利益隐瞒竞争对手信息(伤害用户),或者用户让AI入侵银行(伤害社会),这些都是对齐失败。这个框架现在被DeepMind用来指导Gemini等模型的开发。

四、AI商业化:从“科研乐园”到“战争时期”

DeepMind原本像个“21世纪贝尔实验室”,谷歌收购时承诺给它自由,不被商业压力干扰。但2022年ChatGPT爆火后,一切变了:

  • 谷歌内部危机:ChatGPT的成功让OpenAI抢走了风头,谷歌母公司Alphabet把AI团队合并到DeepMind,哈萨比斯说“微软把坦克开到了我们草坪上,现在是战争时期”。
  • 伦理让位于商业?:谷歌开始把AI塞进所有产品(比如Google Docs的Gemini提示),还和美国军方合作(违反了DeepMind最初的“禁止军事用途”协议)。员工愤怒,但公司需要用市场份额证明6700亿美元的AI投入是值得的。
  • 权力集中问题:微软、谷歌等少数公司掌控着AI的核心技术和数据,牛津学者爱德华·哈考特担心:“这不仅是AI伦理问题,更是民主问题——数据和权力不能都在少数人手里。”

五、AGI要来了?我们准备好了吗?

现在前沿实验室几乎都认为AGI“近在眼前”:哈萨比斯说3-5年,莱格说“剩下的技术难题1-2年就能解决”。AGI的影响可能比工业革命还大:

  • 机遇:治愈癌症、提高生产率、解决气候问题……
  • 风险:工业革命让很多人失业,AGI可能带来更剧烈的经济冲击;AI进入语言、创造力等“人类专属领域”,会让我们重新思考“什么是人类”。

加布里埃尔说:“工业革命是先变糟再变好,AGI也可能如此。但现在的人比300年前更有力量,我们可以选择让它造福所有人,而不是少数人。”

最后,文章留下一个思考题:当AI能做我们做的一切时,人类的独特性在哪里?这不仅是技术问题,更是哲学问题——而这正是加布里埃尔这样的哲学家存在的意义。

这篇文章没有用太多专业术语,而是通过故事和例子让读者理解AI伦理的复杂性。它告诉我们:AI不是“中立”的工具,它承载着开发者的价值观,也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。未来,我们需要更多像加布里埃尔这样的人,在技术狂奔时,停下来问问“我们到底想要什么”。